“文革”被抄文物之困

2012-07-01 00:00  来源:凤凰周刊  作者:吴海云  共有评论

    近日,一则简单的文博新闻引起了社会的关注,让人们重新聚焦“文革”期间查收文物的归属问题。事情的起因是,由周作人撰书、鲁迅批校的《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》手稿(简称手稿)现身今年的嘉德春季拍卖会预展。5月13日,周作人之孙周吉宜站出来向媒体表示,“这份手稿为周作人先生所有,该手稿在‘文革’抄家时被抄走至今未归还”,并借此要求有关方面停止拍卖、返还手稿。

    无独有偶。几乎在周吉宜起诉嘉德公司的同时,前民国教育总长、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傅增湘的后人也与北京市文物局对簿公堂。傅增湘去世后留下2万余件古玉、藏书等文物。2010年8月,傅增湘子女致信北京市文物局,要求公开“文革”时查抄及发还财产清单。遭到拒绝后,他们将北京市文物局告上法庭。

    “文革”中被抄家的文物、手稿等未完全归还当事人,当然并非个案,由此导致的案件也并不鲜见。在这些纠纷与案件的背后,是一个至今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。
    “文革”期间的文物查抄
    毋庸置疑,1966年开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,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场灾难深重的文化浩劫。尤其在“文革”初期的“破四旧”运动中,文物古迹、图书字画等文化遗产,均成为“革命”对象的重中之重。
    梁漱溟在回忆录中追述了红卫兵当年抄家的情景:“他们撕字画,砸古玩,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‘封建主义的玩意儿’。最后是—声号令,把我曾祖、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,还有我自己保存的……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。”
    从1966年8月23日红卫兵在国子监孔庙焚烧戏装开始,仅仅一个月不到的时间,仅在北京城,就有11万多户居民被抄家,粗略统计抄走古旧图书达235万多册,瓷器、字画、古典家具三项近400万件。在北京西城区,红卫兵将抄来的字画放在一处焚烧,连续八天八夜,烟火不息。这一运动很快遍布到全国范围:在山东,无数儒家文物在“讨孔”运动中被彻底销毁;在山西,红卫兵肆意破坏五台山的佛教典籍和寺庙文物,连僧人的袈裟都不放过;在福建,仅龙岩一县的农村就交出“旧书”、“坏书”18068本、菩萨5712尊……
    万幸的是,不久之后,这种肆无忌惮的文物毁坏行为就被叫停,取而代之的文物处理行为是“查收”、“集中”和“上交”。1967年,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发[六七]158号文件《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》。其中第五条写道:“各地革命委员会或军管会应该结合对查抄物资的清理,尽快组织力量成立文物图书清理小组,对‘破四旧’过程中查抄的文物(如铜器、陶瓷、玉器、书画、碑帖、工艺品等)和书籍、文献、资料进行清理,流失、分散的要收集起来,集中保存,要改善保管条件,勿使损坏。一时处理不完的,可先行封存,逐步进行处理。”第六条则要求:“各炼铜厂、造纸厂、供销社废品收购站对于收到的文物图书一律不要销毁,应当经过当地文化部门派人鉴定、拣选后,再行处理。”红卫兵抄家得来的文物被集中到指定地点、收入仓库,避免了被直接销毁的厄运。
   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一场文物保护行动悄然兴起。著名文物鉴定家孙学海先生,是当时抢救被当做“四旧”的瓷器、图书、字画、青铜器等珍贵文物中的一员。当时北京城的四个城区有40多个仓库,存放着红卫兵抄家所得的图书、字画、铜佛、硬木家具等等。孙学海负责分配人力,指挥众人加班加点,从堆成山的废品中挑选出320多吨珍贵的线装书;之后又在全国各地抽调20多名有文物知识的文化人,花了两年多的时间,从这320多吨线装书中精选出更为珍贵的图书字画,其中包括宋版《十三经》全本、徐悲鸿的《奔马》一轴等珍品。
    当时被专家鉴定为精品的文物,很大一部分都被“上交”给国家。根据北京文物管理处文物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揭发材料,在红卫兵破“四旧”过程中,林彪、江青、叶群、陈伯达等人对于被列入“四旧”的文物字画大肆掠夺。1990年,康生搜刮的文物在故宫举行“内部展览”,人们才知道,康生在“文革”期间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。
    1971年,“文化大革命”最疯狂、最惨烈的年代已经过去。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批示的中发[1971]12号文件《统战军管组对在京部分统战对象被查抄财物处理意见》。其中第八条规定了在退还查抄财物时的处理办法:金、银外币和金、银制品,兑换给国家银行;文物、图书、字画经文物部门鉴定,国家有保存价值的,可作价收购;有出口价值的珠、钻、玉、翠、首饰等物,根据本人或其家属自愿由外贸部门收购;衣物、家具用品中的“四旧”物品,由信托部门收购改制,不能改制的,可上交有关部门处理。
    及至1973年,中共中央《关于对文革中被查抄物资处理的意见》发布之后,全国范围内文物保护的态度基本达成共识。事实是,在那段时期,中国的文物事业甚至取得了许多卓越的成就,比如长沙马王堆、银雀山竹简、金缕玉衣、浙江河姆渡、西安兵马俑这样的重大考古成果,都发生在那几年。
    无法解决的“历史问题”
    “文革”终于结束,中国人民痛定思痛,开始拨乱反正。其中对“文革”时期被查抄文物的清退工作,也被纳入了“整党范畴”。
    上世纪80年代初期,全国各地都在着手解决“文革”查抄文物的问题。在那个时候,官方的宗旨非常明确,就是“物归原主”。比如,北京市政府1984年出台的相关政策就明确规定:“‘文革’期间查抄或自交的财物,凡原物还在的,除国家现行规定的违禁物品外,一律退还被抄人或自交人”;“凡物主明确的,随清随退”;“任何单位和个人从非商业单位购买的文物、字画、善本图书、珠宝翠钻,要一律无条件地退还;高级家具、高级乐器、贵重生活用品等,被抄人知道下落又要求退还的,也必须退出,归还原主”……
    然而,再具体的政策,在落实的过程中都会不尽如人意。几乎每一位遭遇抄家的人,在追讨文物的时候都备受挫折。他们无法知晓当年被查抄的藏品是被销毁了还是被上交了,无法了解被上交的藏品究竟去向何方,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被抄走了多少东西,也无法给出那些藏品确实原属于自己的有力证据。而即使自己能给出藏品物权的证据,也明确藏品的具体下落,追讨过程也很难一帆风顺。
    随着岁月流逝,那些文物的物主纷纷作古,然而故事并未结束;相反,由于经济元素的加入,情况变得更为复杂。尤其是这两年,文物和拍卖市场异常火爆,瓷器、字画、青铜器等传统艺术品的价位打着滚的往上蹿,而这当中的不少珍品,就是“文革”时期被查抄后“下落不明”的文物。
    那些文物原物主的后人,自然不甘心放弃如此丰厚的家族遗产;但文物的所有权归属问题,往往在纷繁迷乱的历史中难见真机。一位上海文化界人士向记者表示,“文革”抄家后的物品未完全归还,在中国并非个案,相关的文物归属问题,解决起来也很困难,因为这是一个 “历史遗留问题”。在“破四旧”时期,究竟有多少文物被查抄?有多少文物被销毁?多少文物被上交?上交到何处?“文革”后归还的文物又有多少?归还文物在上交文物中所占比例多少?……这些不仅没有官方公布的数据和资料,连专业的学术研究都鲜少涉及。
    大收藏家王世襄,从1973年开始,便踏上了追要被抄文物的漫漫长路,他锲而不舍地向有关部门写信或当面诉求,然而直至他去世,他的文物、图书及手稿尚未完全追回。逝世前,王世襄写下这样的文字:现已届耄耋之年,容我陈述的时间指日可数。为此我不得不收集一切能得到的证据和集体上报的材料写成文字,作最后—次的申诉……即使申诉毫无结果,还是不了了之,却也无妨,本人坚信有良知者和信奉是非真理者在我逝世后为我申诉,还我一个为人民、为国家全心全意、竭诚工作、大公无私、清白无辜的面目。
    (摘自《凤凰周刊》特约撰稿员吴海云)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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