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共党史上两次重要的“九月会议”

2011-04-11 00:00  来源:党史博采  作者:孙国林  共有评论

    上世纪40年代,在中国革命和党发展的重要时刻,中国共产党先后召开了两次重要的“九月会议”:一是1941年的“九月会议”,一是1943年的“九月会议”。这两次会议对于党的成长和革命胜利,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。《党史博采》刊孙国林的文章详述了这两次“九月会议”的内情。

    1941年的“九月会议”:拉开整风序幕

    i941年9月,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,即党史上的第一次“九月会议”。

    这次会议的时间比较长,从9月10日开到10月22日。但实际上,只在9月10日、11日、12日、29日和10月22日开了5次会。到会的政治局委员有:毛泽东、任弼时、王稼祥、王明、朱德、洛甫(张闻天)、康生、陈云、凯丰、博古(秦邦宪)、邓发。列席会议的有:李富春、杨尚昆、罗迈(李维汉)、陈伯达、高岗、林伯渠、叶剑英、王若飞和彭真。王首道和胡乔木担任会议记录。

    “九月会议”分两个阶段进行。9月10日、11日、12日为第一阶段:毛泽东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主旨报告,与会者联系实际发言,许多人进行了自我批评。之后休会半个多月;9月29日、10月22日为第二阶段:博古、洛甫和李维汉,进一步作自我批评。
    在政治局召开的5次会议中,先后有28人次发言,都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,肯定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。不少同志联系“两个主义”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种种表现,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。特别是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,幡然醒悟,痛心检讨。不少人发言2次,甚至还有的人3次发言。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,严格要求自己,找出教训,分析危害,明确纠正的方法,会议开得成功而热烈。
    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,《解放日报》配合“九月会议”,连续发表社论,如:《反对学习中的教条主义》、《加强党性的锻炼》、《打碎旧的一套》等,以及胡乔木、艾思奇等的文章,宣传开展整风学习的意义和应取的态度。
    在“九月会议”上,大家都认为土地革命后期中央的路线是错误路线,但对四中全会的评价却不一致。这个问题,直到1943年的“九月会议”才得到统一,认为那是一次王明用阴谋手段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的中央全会,从此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“左”倾机会主义路线,统治全党长达4年之久,对党的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。
    王明在会议过程中,态度消极,情绪抵触。10月17日,毛泽东、王稼祥、任弼时一起找王明谈话,帮助他认识错误。他不但拒不承认和检讨自己的错误,反而文过饰非,大讲自己的“功劳”,并批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,与会议对着干。别人发言时,他傲慢地撇嘴瞟眼,流露出一副十分傲慢的神态。
    9月11日,王明第一次发言,他言不由衷地说:毛主席报告对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问题,今天又有洛甫、博古的讲话,现在(我)都同意了。反主观主义与反教条主义,对我有很大好处。接着他炫功说:1930年反立三路线时我写了 《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》的小册子……我在莫斯科看了很多中国报纸,对博、洛在中央苏区时对毛的关系是不同意的,对五中全会认为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是不同意的。我在国际十三次会上发言开始说了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,十四次全
会上便提出了反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办法。接着,他假惺惺地说:当然我也有缺点,就是“没有很好研究中国问题”,所以,要“从头做起,向下学习”。王明的发言,根本不涉及他的“左”倾路线错误问题,空洞无物,引起与会同志的不满。
    9月12日,王明第二次发言。他抓住李维汉发言中的一句话,大做文章。李维汉发言时说,经过检查,放下了思想包袱,觉得“轻松愉快”。这句毫无问题的话,却被王明大加批判,认为李的检讨 “不诚恳”、“不彻底”。王明说:1932年至1935年的主观主义危害很大,罗迈(李维汉)却认为“轻松愉快”,这是没有法子纠正的;如认为自己可以马虎过去,这是不能纠正错误的。
    然后,王明采用“搅浑水”的战术,在会上点了许多人的名,说这个是右派代表,那个是立三派,或暗藏的托派、奸细,以图转移目标,在混乱中逃脱大家对他的批判。
    “九月会议”后,王明不但不反省自己的错误,反而在10月8日的书记处工作会议上,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发起进攻。
    王明第一个发言。他首先郑重声明:昨晚和毛泽东等的谈话,“是随便谈的,今天我针对时局及过去武汉的工作发表我的意见”。他认为,国际来电后国共关系仍不好,妨碍统战,其原因是毛泽东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“太左”。他认为该文没有把反帝、反封建加以区别;未说明要联合大资产阶级,也未说明今天我们不希望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。
    1942年2月,全党整风运动开始。三四月间,毛泽东回叙了1941年“九月会议”的意义。他说,在我们党的历史上,全面的、全党范围的、经过中央领导的对整个干部进行的内部教育,过去还很少。现在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反对主观主义,反对宗派主义,反对党八股,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,这个意义非常大。“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,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,便不能把(今天的)事情办得更好。”对于“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,如果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,便不能加以克服,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。”1943年10月6日,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:要改造好中央,就得经过各种步骤,条件成熟。前年的“九月会议”“是改造的关键”,否则我是不敢(在1942年2月1日)到中央党校作(《整顿党风、学风、文风》)报告的,审查干部也很困难。毛泽东再一次肯定了“九月会议”。
    1943年的“九月会议”:奠定七大胜利
    1943年9月,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,即党史上的第二次“九月会议”。主题是关于王明在土地革命时期“左”倾路线和抗战初期的右倾路线错误。
    先后出席这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:毛泽东、刘少奇、任弼时、朱德、周恩来、陈云、康生、彭德怀、洛甫、博古、邓发等11人。王明、王稼祥、凯丰请病假。列席者有:李富春、杨尚昆、林伯渠、吴玉章、彭真、高岗、王若飞、李维汉、叶剑英、刘伯承、聂荣臻、贺龙、林彪、罗瑞卿、陆定一、孔原、陈伯达、肖向荣和胡乔木等19人。
    “九月会议”大体分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从9月7日至10月6日。其中9月7日至9日三天,有博古、林伯渠、叶剑英、陈伯达、朱德发言。之后,政治局扩大会议停了20多天,等待彭德怀回延安参加会议,同时安排其他工作。10月10日,中共中央决定,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和路线是非问题,整风运动进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。为此,由毛泽东主持,中央书记处编辑出版了《两条路线》(上、下),收入从建党到1943年间党的重要历史文献137篇,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总结历史经验的主要学习文件。11月1日,高级学习组召开大会,揭发批评王明的错误,王若飞、陆定一以亲身见闻揭发批判王明;王胜荣、李国华原为王明集团的成员,现在反戈一击,揭发王明在莫斯科的许多错误。第二阶段从11月
13日复会起,此时彭德怀回到延安,中央高层整风进入第二阶段。由毛泽东讲话,博古、张闻天作检查,周恩来、任弼时发言,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进一步揭发批判。11月下旬,大会告一段落,中央委托任弼时和李富春与王明谈话,传达大家的意见。之后,1943年底至1944年初,政治局整风会议又停了一段时间。1944年开春后,中央整风会议继续进行,主要是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党的历史文件,讨论党的历史问题,对整风进行总结和对历史问题作出总结。这是第三阶段。此间中央很少开会,以便大家集中学习。5月10日,中共中央成立“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”,着手准备召开六届七中全会。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,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,通过了《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。它是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,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,在政治路线问题上形成空前团结一致的局面。至此,第二次“九月会议”经过1年又7个月,胜利结束。
    博古在第二次“九月会议”上检查说:抗战初期,党内有两条路线,一是毛泽东的正确路线,一是王明在长江局推行的错误路线。他承认自己是这条路线的“负责者之一”,应该受到批判。博古揭发说,王明反对在《新华日报》发表毛泽东的《论持久战》。王看不到国民党的本质,曾对外国记者说,蒋介石是“英明全才”、“雄才大略”, 抗战要依靠国民党。对于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,王明主张“一切服从统一战线”,“一切服从国民党的法”,放弃独立性;在党的建设上,他把共产党降低为民族革命党,一味追求公开,使党在白色恐怖到来时遭到重大损失;在思想作风上,钦差大臣味道十足,到处发文件,形成另一个中央。11月13日,博古做第二次检查。他承认在莫斯科是教条宗派仅次于王明的“第二号人物”,反对过中共代表团;回国后,在米夫、王明扶持下,控制了临时中央,成为在国内推行立三路线的“第一人”。临时中央反罗明路线,实际是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传统,打击毛的干部,使毛不能开展工作。遵义会议上,强调客观原因,没有承认错误。抗战后,从极“左”转到右,不同意独立自主,成为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和赞助者。
    毛泽东在“九月会议”上,主要讲了“两个宗派”问题。他说,四中全会有两大宗派,一是教条宗派,一是经验宗派。教条主义宗派,是主观主义的第一种形态;经验主义宗派,是主观主义的第二形态。反掉这两个东西,党就统一了。教条宗派是在莫斯科形成的。后来利用四中全会反立三路线之机,夺取了中央权力,统治全党三年四个月。它没有功劳,其罪过超过立三路线。教条宗派至遵义会议告一段落,以后开始分化,但未死亡。王明是长江局的“总司令”,有一条投降主义路线,一切问题不让中央知道。毛泽东也对经验宗派进行了剖析。他说:他们是比较不自觉的,但思想方法是自觉的,片面性,局限性,只看到脚趾上的事,分不清对错,对王明不自觉的相信。经验主义者长期分隔在农村,各占山头,又缺乏马列主义教育,客观上造成各种集团。这些集团的领导人,大多数是正派的,少数不正派,有的是歪派,如张国焘,弄得亡党亡头。有些经验主义者与教条主义结合,思想教条,政治投降,组织心照不宣。
    毛泽东又说,这两个宗派比较,教条主义是主要的。所以要从破坏教条宗派开始,反对闹独立性,使党在组织上统一起来。对犯教条主义、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,要“救人”,问题是要“治病”。最后,毛泽东提议,先用一周到十天的时间学习有关文件,然后大家交头接耳酝酿。毛泽东关于“两个宗派”的发言,为这次9月政治局整风会议,定下了基调。
    此后,政治局扩大会议停了20多天。1944年9月30日、10月5日开了两次会议,决定:政治局委员彭德怀返回延安前,整风会暂停扩大会议范围(有700人参加学习);领导整风运动的总学委调整,以毛泽东为主任,刘少奇、康生为副主任。
    10月16日,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
上,继续讲王明路线问题。他说,王明教条宗派是在米夫的支持下形成的,它有一条政治纲领,四中全会时他们大闹天宫。王明的小册子是想改造党,它是错误路线的开山祖师。(1938年)六中全会在政治路线上克服了他们的错误,但未做结论,组织问题也没有提出。
    毛泽东讲话后,刘少奇、朱德、周恩来、张闻天、任弼时相继发言。
    周恩来离开延安三年,刚回来就参加“九月会议”。他认真研究文件,写出了题为《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》的长篇笔记。他发言说经验主义者政治上没有创建,容易崇拜打着马列、国际旗号的教条主义。经验宗派和教条宗派结合才能称雄。他分析经验主义者的品质时指出,品质有三类:为人的品质、革命者的品质、布尔什维克的品质。我们要有布尔什维克的品质,所以要整风。11月27日,他根据会前写出的两万多字提纲,做了长篇发言。从27日下午,到12月4日,共讲了5个下午,大家的反映相当好。他对自己20多年的革命历史做了认真反思。他说,三中全会虽然纠正了立三路线,但“政治上仍是‘左’倾基础”,“组织上也有宗派观念”。那时,自己不适当的强调正规化,反对游击战争。抗战以来,工作上有成绩也有缺点。缺点是对游击战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,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,“缺乏政权观念”,对王明抗战以来的错误路线有容忍退让的地方。他表示,经过这几年的实践,对毛泽东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。他在发言中,系统批判了王明的小册子。
    11月下旬,整风大会告一段落。中央委托任弼时和李富春分头找王明夫妇谈话,希望他认真检查。12月1日,王明签署了孟庆树起草的给毛泽东和中央的信,表示“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”,“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的领导和教育下,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,重新学起,改造自己的错误意识,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”。12月28日,以中央政治局名义向全党发出指示,要求传达和讨论“王、博宗派的‘左’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及其严重损失”。
    1944年2月24日,中央书记处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5项决定:(一)王明、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。(二)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,应承认是合法的,但必须指出手续不完备。(三)学习路线时,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,但结论必须力求宽大。目前应强调团结,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。(四)在学习路线时,须指出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,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。(五)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,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,凡做得对的,也应承认它。3月5日,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,对上述决定做了说明。1945年4月20日,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,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意见。这标志着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党的历史问题讨论胜利结束。
    这次“九月会议”最重要的成果,是为七大的召开和胜利奠定了基础。在党的高级干部的带动下,全党学习文件,研究党史,总结经验,达到共识。在此基础上,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,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,先后举行了8次会议。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17人,列席的有中央局、分局和其他方面负责人12人。会议主要讨论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,其中包括党的历史问题结论。1945年4月20日的第8次会议,通过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。这次全会,体现了“九月会议”和整风运动的伟大成果,达到全党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团结一致,为七大的胜利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。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,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。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,候补代表208人;代表党员121万人。七大开得隆重而热烈,通过了各项决议,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,真正成为一次团结的大会,胜利的大会,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,奠定了基础。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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